广州制衣厂高薪招工难：老板站街排队两公里让工人挑 真相是啥？ 王府井最牛外埠店25年后撤离广州，传统百货店还有机会吗？

广州制衣厂高薪招工难：老板站街排队两公里让工人挑 真相是啥？ 王府井最牛外埠店25年后撤离广州，传统百货店还有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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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制衣厂高薪招工难：老板站街排队两公里让工人挑 真相是啥？ 王府井最牛外埠店25年后撤离广州，传统百货店还有机会吗？， 

广州制衣厂高薪招工难：老板站街排队两公里让工人挑 真相是啥？

3月，康乐桥又迎来了一年中最拥挤的时候。

“这是广州人气最旺的一座桥。”初来乍到的江小禾站在康乐桥头，身旁领她入行的同乡大姐边走边对她说。她却将信将疑：偌大一个广州，“人气最旺”的竟然不是那些横跨珠江的大桥，而是眼前这座只有两车道宽、十几米长的不起眼的小桥？

然而，就像每个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康乐村的同乡一样，不到半天，江小禾就打心眼里认同了这个说法。

这里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在城中村老旧的握手楼之间，街巷蜿蜒，大大小小的制衣厂遍布其间，向外探出五颜六色的招牌和横七竖八的电线。窄窄的街面上，人头攒动。拉货的电动车和破旧面包车急促地按着喇叭，在人流中艰难穿行。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汇入其中，它们负责运输这里每天产生的数十吨废料。城中村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城管不得不手拉手将人群向两边驱赶，他们手里的喇叭在发出尖厉的“嘀嘀”声后，循环播放着：“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招工靠两边，别挡路中间！”

载着几米高垃圾的三轮车，它们要负责运输每天产生的数十吨生产废料。

康乐村与其东西相邻的鹭江村、五凤村一带，在广州服装业界曾名噪一时。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中低端服装成衣仍产于此。这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的奋斗多艰，也孕育了许多苦尽甘来的创业神话。而最近让这里备受关注的，是江小禾眼前所见的、足以让她这样的外来者惊诧的奇观——以康乐桥为起点，向东延伸的近两公里的道路两旁，制衣厂的老板们密密麻麻地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工人们则来来回回、讨价还价、反复掂量。

近一个月来，这样的招工景象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广泛传播，“广州制衣厂日薪700元，月薪上万元却招不到工人”的更是登上了微博热搜。

然而，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奇观背后，不仅有广州乃至珠三角服装产业的兴衰变迁，更有行业转型、旧城改造、新型用工方式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传统制造业的竞争、选择和觉醒。

‘“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

早上7点刚过，康乐村已经热闹起来。制衣厂的老板们或是负责招工的工人们纷纷推开厂房大门，从街巷深处拥到主干道上，并排站着。他们手里拎着自家的样衣，T恤、卫衣、雪纺衫、牛仔裤，或是一些花边、拉链……有的人会举一张小纸板，上面写着“电剪”“四线”“大烫”“尾部”等招聘的工种名称。更多的人则连纸板都省去了，与往来者的三言两语之间，他们便能明了彼此的需要，比如每件工钱多少，总共多少件，能干几天……

站街排队等着被工人挑选的老板。

熟门熟路的打工人边走边看，不时停下脚步，拿起老板手里的样衣仔细端详。衣服的布料、样式，甚至有几条缝线、几组花边、几个衣兜，都是他们要反复考量的，因为这些决定了做工的难易程度，也决定了每件衣服的耗时和工费。每个人都在心里快速盘算着，自己干一天能赚多少钱。一旦有更高收益的工作，他们很快就会转投下家。

53岁的老刘已经在这里站了快一个月了。与别人不同，他将一块显眼的大红色广告牌竖在地上，斗大的“诚招”二字下面写着颇具吸引力的招聘条件：“本厂500平方米、主要生产女装上衣，因生产需要，特招能吃苦耐劳、有共同目标的精英加盟。”其中指导工每月薪酬1万元以上，电剪8000元以上，此外还招车位、尾部、质检、大烫等工人，薪酬最低也有五六千元，并且包吃包住。然而，即便开出高薪，招聘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

“从正月初九到现在就招到两个人，还不一定能留得住。”老刘愁容满面，他的制衣厂年后上工率只有60%，无法满负荷生产，“现在是活多工人少，工人选择多，老板就得求着工人。”

面临困境的不止老刘一家。恰逢节后赶制服装的旺季，说到招工难，几乎每个制衣厂的老板都有一肚子苦水——

“前几年四五百块一天就能招到工人，今年日薪已经开到500块以上了，还是没有人来。”

“以前一件风衣的工费最多20块钱，现在已经27块了，怎么还没人做？”

……

打工人们通过样衣仔细考量工序的难易程度，进而与招工者讨价还价。

在全国牛仔服饰生产中举足轻重的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招聘者站街被工人挑选的场景也在上演。一家牛仔服装生产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花了一整个星期都没能招到一个合适的工人，站在街边嘬着头连声抱怨：“这年头，招个工人比找女朋友还难！”

‘工人去哪儿了？’

其实招工难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鲜事。

广州银创服饰的老板胡涛说：“当年我进工厂时，要托熟人介绍，要交保证金，孝敬老师傅的、都不能少，因为那时要找一个打工的机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最近十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人找活’变成了‘活找人’。”老板和工人的处境、话语权戏剧性地颠倒了过来。

被称作“手艺活”的传统制衣行业，“高薪”背后更多则是机械化的重复劳动和超长的工作时间。

从更大范围来看，招工难似乎是目前制造业的普遍难题。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1.1%，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更是减少了2.6%。近年来，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因为“用工荒”而上演抢人大戏的屡屡见诸报端。

工人去哪儿了呢？

数据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2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2.7%，而本地农民工人数仅下降0.4%。

也就是说，在我国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小城镇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增长，相较于外出打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家乡工作和创业。

广州万马龙服饰的老板范艳对此深有感触。她的服装品牌在广州小有名气，除了番禺的工厂，她在世贸服装城和白马服装城也拥有自己的档口。她说，年前，一个跟了自己5年的老员工因为要回家带孩子，向她请辞，她怎么留也没有留住，非常可惜，而最近几年，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此外，年龄增长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8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接近25%，而16岁到30岁的青年一代农民工占比下降至25%左右。

“老一代的农民工年纪大了回家了，有些积累的中年人宁愿回家开个小店、做些生意，方便就近照顾老人、孩子。”银创服饰的招工负责人彭姐说，“现在愿意进厂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你看这车位上，放眼一望，哪里有什么‘90后’‘00后’呢？”

‘没有赢家的博弈’

在制衣村，几乎每一块招工广告上都有这样一句话“夫妻优先，长工优先”。夫妻工、熟练工、长期工，这些都是制衣厂渴望的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愈发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多年前，精明的制衣厂经营者们在觉察到这一苗头时，就将希望转而寄托于一种更加“简单粗暴”的用工方式——雇用零工。

在这里，几乎每个制衣厂老板都尝过雇用零工的甜头。刚开始，他们只要在市场上开出与长工的平均日薪相当的薪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应聘。零工不仅灵活性强、随需随招，更能适应制衣厂紧跟市场、快速供货的节奏，而且没有合同、不包吃住，减轻了经营者的负担，故而广受欢迎。

制衣村的土壤培育出了早期“草根版”的零工经济。在规模较大的制衣厂，长期工和零工的人数比例基本维持在1∶1。而在规模较小的制衣厂或家庭作坊，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长工，其余三分之二都是根据订单情况随需随招的零工。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依靠庞大的、流动的零工群体维持生产的制衣厂，渐渐感受到了压力。

“以前零工好招，制衣厂只顾短期利益，不愿意养太多长工。现在工人少了，去年一个尾部开到600块一天都没人做，泡沫太多。”胡涛说，“许多制衣厂老板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

“现在的工人便宜的不做、复杂的不做，市场都给搞乱了。比如一件衣服，我们出7块工钱，他们转头在微信群里一发，集体抬价抬到10块，低于这个价格就没有人做，我们只能认栽。”广州腾飞服饰的老板张亮无奈地说，“招工年年难，人工天天涨，今年的人工成本比去年起码高了30%。”

在制衣厂经营者们承受用工市场反噬所带来的切肤之痛的同时，打工者也有自己的悲喜故事。

在康乐桥西头，刘飞站在路边的一处屋檐下躲雨。他1986年出生，16岁就到了广州，如今已经在康乐村干了十多年制衣。他的工种是“四线”，就是用四线包缝机将服装的不同部位进行缝合、包边。每天工作的14个小时里，他能打五六百件衣服，这在四线工人中已经算得上是中上的产量，此时他脸色却有些阴郁。

原来，他之前的老板本来跟他约定了2个月的工期，可他刚干了十多天，就收到了老板发来的信息，通知他第二天不用来了，还微信转账结清了他前一天的工资，566元。“妈的，真是卸磨杀驴。”刘飞愤愤地咒骂道，因为临时被开，他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一份工作。

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听了，走上来安慰道：“算了，这里就是这样的。”大叔说，前几天赶上年后行情好，T恤锁边原本每件0.8元的工费，一家制衣厂的老板给他涨到了1.5元一件。大叔手脚麻利，工量超过了老板的预估，没想到结账时，老板硬是把工费压到了1元一件，让他拿钱走人。

临近傍晚，刘飞（左）和工友何城明（右）一天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事实上，这些遭遇，每个在制衣村里摸爬滚打的打工人都经历过。在这场招工者与打工者的博弈中，似乎没有人是赢家。

‘失落的制衣村’

刘飞的失落嵌在整个制衣村的失落里。不过他仍说，自己有幸见证了广州制衣村最后的辉煌。

制衣村的神话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彼时，广州全面整顿市容市貌，一些原本在海印桥桥底摆地摊卖毛线的“走鬼”（流动小摊贩）辗转来到中山大学南门对面。后来，那里的买卖渐成气候，著名的“中大布匹市场”应运而生。

而紧邻中大布匹市场的五凤村、康乐村和鹭江村，则因城中村低廉的房租和城市管理的空白，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并发展出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裁剪、缝制、熨烫、印花、贴钻，快则当日就能完工，慢也不过三五天工时。服装出厂后，经由十三行、沙河等批发市场，销往全国各地。

依托中大布匹市场，制衣村发展出了一条完整的制衣产业链，客户前脚在布匹市场订购面料，后脚就能到制衣村里的工厂下单。

巅峰时，这里聚集了1万多家制衣厂，容纳着超过30万名外来务工者，是广州最大的服装生产集散地之一。

张亮还记得，“那时，整个村子就像一座不夜城，灯火通明，机器24小时不停运转。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挣钱，干得困了就在睡在裁床上，耳边听着机器在转，就像在听致富经一样满足。”像许多信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打工人一样，他从最低端的一线工人做起，一路奋斗，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工厂。也正是在那时，整个制衣村的发展达到顶峰，呈现出其他地方难见的繁华。

然而，好景不长，服装产业几度洗牌，制衣村的发展也渐渐显露出疲态。仍停留在低端模和粗放发展阶段的制衣厂，不仅面临着招工难的困境，日渐高企的房租和原材料费用压缩着利润空间，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最直观的反映来自村中张贴着的大大小小的“转让”广告。一般，广告只会写明厂房面积和设备的品种、数量，然而最近几年，标注“接手便可生产”的广告越来越多了。

制衣村的信息栏中，转让制衣厂的广告和招工的广告数量不相上下。

这与广州服装产业的整体发展背道而驰。根据天眼查提供的数据，2020年，广州新增服装相关企业3527家，年度增速达到了5.64%。于是，当许多人开始反思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城市的走向时，才猛然惊觉——曾经辉煌一时的广州制衣村，在产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掉队了。

‘旧改启动的未来’

同样失落的，还有初来乍到的江小禾。

因为没有技术和经验，她在同乡大姐的引荐下，进入了康乐村的一家贴钻作坊，从最简单的工序做起。

整整一个下午，她坐在一台粘烫机的尾部，将它吐出的粘满水钻的布料上的塑料膜揭去，然后再将布料码放整齐、捆扎打包。她的手被烫到好几次，胶水发出的刺鼻气味也让她难以忍受，还有最关键的，这里的薪水实在太低了，每小时只能赚15元……

这份工作对于江小禾这样的“90后”来说，显然不具备什么吸引力。机械化的重复劳动、超长时间的工作、嘈杂简陋的环境、被工位限制住的自由……这里一切都让她想逃离。江小禾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跟小姐妹一起去学习美甲。

在制衣村，即便薪酬会随着招工难的局面水涨船高，但也远远赶不上年轻人对于人生视野的期待。行业缺乏前景，成为制约新一代打工人加入的“天花板”。相反，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新兴行业的不断涌现，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快递员、外卖员、美容师、代驾员……这些工作不仅比流水线上的工作更加灵活、自由，也更能让人接触到厂房外面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制衣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不仅如此，盘踞城市中心地带30余年的制衣村发展到当下的规模，早已与城市规划和功能产生了巨大冲突，比如低端的业态、脏乱的人居环境、阻塞的交通……于是，政府不得不扮演起引导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的关键角色。

在制衣村，一个单间的月租为600元-800元不等，而像这样零工租住的床位，每晚只需13元。

今年1月21日，凤和联社召开康乐村、鹭江村社员代表大会，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更新改造的合作企业，改造金额约346.67亿元，是广州旧村改造历史上投资金额最大的旧改项目。这标志着康乐村、鹭江村片区的更新改造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制衣村将成为历史。

夜幕降临，曾被布商们称为“小香港”的制衣村依旧灯火通明。江小禾走出康乐村村头的石牌坊，佛一脚踏回了现实世界。望着不远处的广州塔，她把制衣村的故事留在了身后。

（应受访者要求，江小禾、张亮为化名）


王府井最牛外埠店25年后撤离广州，传统百货店还有机会吗？

“广州王府井百货将于2021年11月30日闭店后停止营业。”11月30日上午，位于广州农林下路的广州王府井百货在门外的闭店公告中这样宣布。同时，会员卡的积分兑换将于11月30日使用完毕，未兑换的会员卡内积分将在2021年12月1日清零。广州王府井的购物卡且有未消费余额的顾客，也将在今天消费使用完毕。至此，这家营业25载的老牌百货正式告别广州市场。

11月30日上午，南都记者来到广州王府井百货大楼，看到不少本地居民在百货大楼前“打卡”，其中有人带着一家老少来合影留念，有人带着摄像机来“记录历史”，也有人和闺蜜、姐妹一起“最后逛一次王府井”。

“开了20多年的百货大楼说关就关，还是挺遗憾的”，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张女士向南都记者感慨，“我还记得大约在2000年以前这里很热闹，每一次店庆都人山人海，但最近几年变得很冷清，店员比顾客还多。”

住在达道路的吴阿姨同样向南都记者表示对于广州王府井百货的关店感到很不舍，“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以前一下班就喜欢和姐妹们一块来逛王府井，买得最多的是衣服、鞋子、电器，平时即便不买东西也会来逛逛超市，所以今天特意和好姐妹一起来最后逛一次王府井。”

“我已经连续逛了三天了，今天最后一天来打卡，因为我在附近生活、工作了十多年，对王府井的感情特别深厚”，在附近上班的李姐称。

创立于1955年的王府井百货是老牌零售巨头，其前身北京市百货大楼是享誉中外的“新中国第一店”。1996年7月，王府井百货首次跨区域开业，在广州农林下路开设连锁经营门店，该门店成为王府井百货第一家外埠百货连锁店，也给广州商业历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王府井集团仍是全国规模最大、业态最全的商业零售集团之一。经过65年的发展，王府井集团已经建立了包括王府井百货、王府井购物中心、王府井奥莱、赛特奥莱等品牌体系。

但如今，承载着一代人记忆的广州王府井最终撤店收场，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给中国百货业态留下什么样的启示？

广州王府井过去半年净利润持续下滑

按照广州王府井的闭店公告显示，“因商场物业租赁合同到期”而停止营业。尽管如此，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营收下滑及持续亏损或许才是关店的主要原因。

王府井集团2021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王府井集团营业收入实现46.88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上升36.88%。其中，广州王府井上半年净利润为-433.5万元。和广州王府井同样亏损的还有北京、郑州、焦作、西安等多家门店。

回顾2020年，王府井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均“腰斩”，创十年来新低。其中营收同比下滑69.3%至82.2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亿元，同比下降 59.77%。与此同时，2020年，广州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亏损达1513.4万元。

王府井在财报解释，2020年利润及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疫情导致收入下降。事实上，在受到疫情冲击之前，王府井在2014年至2019年的六年间，营收涨幅已经冲顶并回落，分别为-7.64%、-5.19%、2.7%、11.09%、2.38%、0.29%。

广州王府井同样难逃下滑的趋势。南都记者查询财报显示，广州王府井百货有限责任公司的净利润逐年递减，部分年份的下滑幅度超过七成。

2011年，广州王府井百货净利一度达到历史高峰3831.81万元，此后便开始走下坡。2013年净利润为3062.9万元；2014年净利润为1671.6万元；2015年净利润1390.5万元；2016年净利润为862.6万元，2017年净利润744.7万元；2018年净利润177.7万元；2019年净利润175.5万元。

2020年以来，自身业绩增长乏力叠加疫情冲击，广州王府井百货在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的亏损额达到了1946.9万。

在业内人士看来，百货店亏损一方面是自身经营成本的上升导致利润的压缩，而成本的上升主要表现在劳动力、门店租金方面；另一方面，百货零售业的经营模式也较为落后，仍采用“制造商—中间商—消费者”的模式，制造商对消费者的需求反馈不能做到及时有效。

传统百货业态式微

事实上，不仅王府井，全球百货业态都面临下滑和转型。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传统百货业态，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产生分化，即向都市地标性、国际品牌化、商旅购物型的高级百货店和城市区域性、大众时尚化、社区日常消费型的大型综合超市两端演化。”GVL怡境国际设计集团文旅总经理张广忠向南都记者表示，“当下的中国零售商业，正处于此同样的演化阶段，类似广州王府井百货店这样的传统业态，受制于北京母公司近年发展战略、本身所处广州城市区域大众化日常消费商圈的特性，难以向两端转型，撒出、退市，几乎是必然的。”

张广忠曾在广东商业领域有几十年的从业经验，此前在广州友谊商店、长隆集团、奥园集团等企业担任高管。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同样显示，在2018年销售额和门店数出现下降的连锁百强企业中，以百货店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占到了一半。《2015年主要连锁百货企业经营情况》显示，在已披露年报的49家百货业上市公司中，有31家百货企业销售额增长率出现负增长，占比近2/3。其中，昆明百货大楼负增长率最高，达到-18.4%，其次是广州友谊，达到-16.8%。百货零售业龙头企业王府井同比下降3.7%。

早在2013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调查报告便显示，我国百货业的业绩由快速增长转向持平或下滑，除因宏观经济减速、网购冲击等外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百货业内在的经营模式问题，即居于主流的联营模式已经无法为百货业创造新的利润空间。“联营”是由百货店提供卖场设施和管理服务，由品牌代理商或经销商在卖场销售，百货店利润来源根据销售额收取联营扣点，经营费用、经营风险、商品所有权属于代理商的一种经营模式。

王府井百货的经营模式包括联营、自营和租赁，以联营为主。南都记者在走访中看到，王府井百货共分为7层，其中一楼为黄金珠宝、化妆精品、数码、超市，二楼到六楼均以男女服装为主，七楼则以生活电器、家居用品为主。大部分店铺为联营模式，自营店铺有一楼的精品超市和二楼的奥莱优选。

此外，联营模式也让百货公司陷入同质化竞争。有联营的家电品牌售货员向南都记者表示，其品牌不仅在广州王府井经营，在隔着一条街的广百百货也有联营店，“广州王府井关了之后我们会合并到对面的广百百货，欢迎大家到广百百货。”此外也有鞋服品牌商家向南都记者表示，广州王府井百货关闭之后，其店铺在东山百货、北京路广百等百货公司均有布局。

王府井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趋势，早在2016年王府井便宣布转型，从“王府井百货”更名为“王府井”，目标是成为覆盖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超市等多种业态的综合零售商。但直到2021年前三季度，王府井集团旗下百货、购物中心、奥特莱斯、超市的业务占比分别为65.7%、15.4%、10.4%以及5.3%。可见百货依旧是公司营收主力，转型业务进展并不明显。此外2020年6月，王府井集团取得免税品经营资质，目前仍在积极推进海南免税业务落地，但进度未达到外界预期。

11月30日上午，南都记者走访发现，大量本地居民前往广州王府井内“扫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楼的超市区，大量日用品已被买空，其次是在七楼的家具家电用品区，也有众多消费者选购，但商铺最为集中的服饰鞋帽楼层，却仅有寥寥数人。

11月30日，王府井内的超市货架大量日用品被抢购一空。

电商新业态分流顾客

除了亏损和内部经营不善外，众多线上线下零售业态的崛起也对广州王府井百货造成分流。

南都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作为单体百货，广州王府井经营的商品品类这么多年仍然集中在服装服饰、化妆品、运动鞋帽，其次是珠宝饰品、家居家电、儿童用品等。而服装鞋帽、化妆品、珠宝饰品等品类正是电商崛起的核心品类。

众所周知，服装鞋帽类因其适合运输的特性，是电商崛起时线上量最大的品类；其次便是日用百货。长江证券研究数据显示，2015以来，服装、家电3C品类的线上渗透率均已接近 50%，线上市场规模也分别达到1.3 万亿和1.6 万亿元以上。

这意味着2015年以来中国服装市场已有超过一半的销售转移到了线上。2020年王府井百货业态中，女装，化妆，珠宝，男装和运动仍为销售前5的商品品类，在总销售中占比达到69%。

与电商核心品类高度重合的百货公司无疑是最先受到冲击的线下零售业态。在此背景下，大量百货公司开启数字化转型。2013年，王府井已经推出线上商城、接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同时还建立微信公众号，帮助进行营销推送等。然而直到2020年，王府井才首次公布其线上销售额5.7亿元（含税），约占总销售比重的 2%。

“疫情暴发后，为回避高密度人流，减少不必要接触，供需两侧加速向线上迁移。焦虑感和不确定性的‘社交距离’时代，消费习惯和消费关系开始重塑，供给端和需求端加速向线上转移。”长期关注广东商业的一位资深人士表示，2020年小程序商家GMV超8000亿，其中增长最快行业分别是日化、奢侈品、百货等，家居家纺、百货的增超过100%。这无疑分流了线下百货巨大的客流。此外，线上线下一体的新型超市、社区超市在近些年迅速崛起，也对百货公司用以引流的超市业务产生了冲击。

面对激烈的竞争，王府井百货创新能力显然滞后，没能追赶上用户变迁的速度，无法匹配Z世代的消费需求。在业内人士看来，其聚焦的客群逐步老龄化，年轻化品牌、体验式的业态相对缺少。“商场里没有年轻人喜欢的奶茶店，可选择的餐饮品牌屈指可数，也没有能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很少去哪里，基本都改去对面的广百吃饭了。”家住东山口的一位年轻妈妈向南都记者表示。

“关店肯定是受到电商发展的影响，不光广州王府井，很多百货公司的生意都不行了”，前来“打卡”的广州市民吴阿姨向南都记者表示，“我们这些阿姨还是喜欢去逛实体店，但很多年轻人都在网上买衣服鞋子，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没办法的事。”

张女士同样认为，电商冲击是广州王府井这类百货公司生意下滑的主要原因。“我还记得大约在2000年以前这里很热闹，每一次店庆都人山人海，但最近几年变得很冷清，在宣布关店促销之前店员比顾客还多。”张女士称。

署前路转型“网红打卡地”

在张广忠看来，除业态分化因素，东山商圈老化也是一大原因，“东山商圈人口老化，高净值人群的大量迁离，社会团体的团购消费缩减，年轻人的消费热点转移，对广州王府井店也造成了一定冲击。”

20年前的东山口曾是广州最具特色的商圈，周边集齐了王府井百货、东山百货、广百百货三大百货公司，是一代70后、80后的购物天堂。

但“过去这些年，东山口商圈式微，这中间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临街的临时商铺物业被陆续拆除，农林下路商业街以往连续的商业氛围被切断，餐饮名店老班长总店也搬到了广百三楼。”前述广东商业资深人士表示，从东山口地铁站到广百、广州王府井没了商铺连贯性，也失去了引流的作用，加上沃尔玛超市撤出东山锦轩，整个东山口商圈割裂成三段：王府井、广百一段，东山锦轩一段，东百的署前路大家各自为政，失去了融合发展的能力。

尤其是署前路周边小洋楼、潮牌店、咖啡厅、买手店、网红吧、餐厅等元素，成为90后、00后街拍、打卡的潮流胜地，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东山口扫街攻略”“东山口探店指南”“文艺青年必逛”“集岁月与情怀的宝藏之地”等关于广州东山口的种草与分享内容。最近的广州东山口则因为“大湾区哥哥”们在此地进行综艺拍摄而再次“出圈”，成为热门打卡点。

追逐东山口“网红店”的年轻男女与广州王府井的冷清形成了极大反差。“年轻消费者逛线下实体店非常注重体验，有趣、有颜值、适合拍照，比如潮牌集合店、个性买手店在东山口格外受欢迎，一家店内有十几个甚至近百个品牌，让人有淘货的乐趣”，上述业内人士指出，对比之下传统百货公司里店铺布局拥挤、品牌老旧，不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另外价格也偏高，因此离年轻消费者越来越远。

广东建筑艺术设计院有限公司商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汉博联合设计集团创始人梁文缨同样指出，随着城市商圈发展移动，Z世代消费群体逐渐成为主流客群的市场发展，百货的运营模式对更具消费活力的年轻消费群体而言显然缺乏灵活度和体验感，品牌业态更多的潮牌和茶饮、咖啡、餐饮等各种快速迭代的新品类无法加入百货传统的经营模式中，从而出现百货消费者年龄老化却不能及时得到新血补充的主要原因；年轻族群无法在百货商业中找到品牌认同感，陪伴父母逛百货的童年记忆，并没有带来共鸣，因此，百货的迭代首先是品牌的迭代，努力优化业态。

梁文缨举例指出， 广州北京路广百百货2020年9月迭代升级完成后，一楼彩妆品牌数量增加一倍以上，涵盖32个彩妆品牌，其中新增7个国际一线化妆品与轻奢品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GUCCI beauty为广州首店，BURBERRY彩妆首次在百货开设专柜。升级改造后广百百货销售业绩翻倍，冲上多个品牌最有活力百货全国前三位，成为广州城中商圈化妆品牌最齐全的商业之一，形成新老粉共同追逐的新热点。

“作为百货业态，一方面是向高级百货店一端转化或者保持，因为有商圈综合消费，有时尚颜值，有城市地标性、有商旅消费。这是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向另一端大型综超业态转化，比如说伊藤洋华堂、永旺等，他们占据在人口密集着中产阶级社区中心，或者轨道交通枢纽站的商业综合体内，所以能就近吸引大众时尚生活的日常消费，还能维持比较好的生存状态。”GVL怡境国际设计集团文旅总经理张广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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