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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澎湃特约撰稿 雒少龙 来源：澎湃 6月13日，新发地批发市场关闭的那天早上，陈宝生（化名）正开着面包车打算去进货。 生鲜超市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陈宝生的口述： 01 12号，是我最后一次在新发地进货。 天坛体育场检测点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轮到我了。我走进帐篷，一开始有点紧张，结果人家拿个长条（棒）往液体里沾一下，伸到喉咙里搅和一下，就行了（注：取咽拭子）。听工作人员说，当天就有五六百人来这检测。他们告诉我两天以后出结果，回家等着吧，我就回去了。 02 我来北京卖蔬菜水果有二十多年了。我今年52岁，老家在山东济南长清县。 陈宝生所在的市场入口 原来一车货一上午就能卖完，现在虽然每天都会根据前一天的量控制上货的量，但是一天都可能卖不完，剩下的只能第二天降价继续卖。不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年前进了好多货，有草莓、苹果、香蕉、梨、柚子、橙子、橘子，准备多卖年货。然后，疫情突然精品发了。 市场值班室 直到阳历三月份，才陆续回来一些人。我一个人看摊很累，因为是一圈摊，照顾这边，那边可能就照顾不过来，尤其是每天上午九十点钟客流比较多的时候。原来中午会歇一歇，因为买的人少，我就让媳妇看会儿摊，我眯一会。现在就不行了，陆陆续续有人来，得不停地招呼着。 03 她回来以后，疫情基本没事了。天气也热了，就开始上夏天货了。 作者：民仲平 来源：摆摊论江湖 北京本来已经很平静。但这几天突然再次被披露的疫情，震惊国人。 据央视报道，6月14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对丰台区有关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初步调查和处理的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6月11日以来，北京市连续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确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溯源中，发现均有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或有关人员接触史。 6月13日，市纪委市监委成立调查组，针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进行调查。 经查，丰台区副区长周宇清、丰台区花乡党委书记王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月琳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落实“四方责任”不到位、“四早”要求不力、消杀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经市委常委会研究，给予周宇清免职处理，按照相关程序办理。此外，经丰台区委常委会研究，给予王华免职处理；责令有关单位免去张月琳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职务。市纪委市监委调查组将继续深入调查，依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处理。 张月琳，正是71岁的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的儿子。而随着最近疫情的爆发，新发地被推到了舆论风口。 已经迈入古稀之年的张玉玺，在30多年里逐渐建立起张氏家族的商业帝国。 如今，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已成为二代掌门人。而接替张玉玺的新发地村书记位置的，则是其外甥张伟。 启信宝显示，新发地的股东第一大股东是北京食安天商贸公司，持股45%，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皆为张月琳；第二大股东是北京中油房山燕宾油料销售公司，持股21.25%，法定代表人石加福；第三大股东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20%，法定代表人还是张月琳；丰泰新房地产开发公司持股10%，法定代表人是张玉玺的外甥张伟，张玉玺则自任董事长。还有一个股东是北京金起旺建筑装饰装潢公司持股3.75%，法定代表人吴士金。 如今的新发地，是名副其实的首都“菜篮子”和“大果盘子”，承担了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其人流量、客流量都是惊人的。 张玉玺家族，也因此发展成为却丝毫不逊于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吴氏家族。 历史机遇与商业帝国 韩亚栋、荆培轩、孙嘉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6月19日消息，6月17日晚上8时许，一辆中巴车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迎新街100号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南区紧急启动。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病毒病所党委书记武桂珍领着一队人行色匆匆赶到车上，奔赴此次疫情的集中精品发地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这已是病毒病所第三次进入新发地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6月17日23时28分，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溯源专家组成员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内精品样本。疫情发生以来，这是病毒病所第三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6月11日，北京在连续57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后，再次出现本地病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受到各方关注。三进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病毒溯源工作有何最新进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了病毒病所相关专家。 01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检出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标本 02 海鲜市场湿冷封闭容易导致病毒急速扩散 03 新发地检出的新冠病毒比欧洲现在流行的病毒要老 每日出入新发地谋生的人
过去二十多年，他几乎每天如此：三点多起床，四五点到果品批发市场，再把货拉回到他租住的街道便民市场。
三十来箱水果，每箱四五十斤，他搬起来越来越吃力——毕竟52岁了。当他只有这个年纪的一半时，他带着一身力气，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谋生。妻子刚刚生产，家中空空。
这些年，他租的平房拆了，换到现在租的地下室。摆的小摊也换了几波，终于在现在的市场稍稍站稳了脚跟。
他一天也不敢歇息，妻子怀孕时没停过，过年更不敢停，就连这次新冠疫情，他也没有停业过。停一天，就是一天的摊位费，就有几个老主顾走到别人家去。
水果摊养大了他的两个女儿。但日日劳碌，他跟孩子们很是疏远，小女儿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只能继续拼命地干活，支付女儿昂贵的住院费。
这次，是他难得的休息。新发地关了，他作为每日进出的人，要居家隔离14天。如今，他每天喝四两二锅头，在家睡上大半天。然后，继续忧心他的生计。
这是北京疫情中，一个普通的水果摊贩的故事。
每天凌晨四五点左右，我都会开面包车到那的果品批发市场去，我现在的家在东城区的一个街道，开车快的话15分钟就能到。进货回来后六点多，就在我家附近一个新发地菜篮子市场里卖，晚上七八点收摊。
那天下午，我正和媳妇在市场里忙活，听着市场里的顾客和商户在传，说因为发现疫情，新发地的海鲜城和肉食区都封了。我心里有点慌，但是不太担心会影响自己，因为水果区和海鲜城肉食区是分着的，我平时都没去过那边。
13号凌晨3点多，我照常起来去进货，走京开高速，快到了的时候发现辅路堵车严重，该下高速时发现京良路出口被交警封闭了，我心想，不好。
一看交警举着的牌子，新发地所有市场都封闭了。我只能从下一个出口下高速，往回走。路上临时决定到东边的大梁路市场进货，到木凤发现，比新发地堵得还厉害，全是上那进货的。
当天货没进成，卖的剩货。我开始心不在焉，觉得有点郁闷——没了新发地，就只能挤着到其他小市场进货。
上午，我从手机里看到了新发地关闭的官方消息。我经常从那进货的卖桃的一家，两三千斤的货被扣了，人也隔离起来了。下午三点多，市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到市场调查，和市场老板挨个摊位问，谁是从新发地进货，说如果瞒报后果很严重。我没犹豫直接汇报了，填了基本信息。
晚上10点，我都上床睡觉了，居委会来电话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到天坛体育场里检测，准备好身份证。11点，居委会突然到我家敲门，问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然后在我家门上贴了居家隔离十四天的通知。本来平时早早就睡了，那天夜里半宿没睡着。第二天三点多像往常一样醒了，躺在床上干呆着，熬到七点，出门了。
到了天坛体育场检测站，发现来检测的全是我们街道的，有像我一样卖东西的，但更多的是到过新发地买菜的居民。排队时候聊天，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自己坐免费公交车到新发地买菜，就为了便宜那么几毛钱，哎呀真是。
我和媳妇、母亲住在一块。在家隔离这几天，我们家里吃的都是13号那天储备的一些菜。家在楼房的地下室，照不着太阳。我媳妇最近精神很差，情绪容易失控，没少吵架哭闹。昨天，市场组织我媳妇也去做检测了，也还没出结果。
生意上我只能求旁边卖菜的帮我看着摊，尽量把剩下的水果卖了，品相不好的就降价卖。我们的摊位一年的租金是20万，一天光摊位成本就损失五六百。
我们市场属于社区便民的小市场，总共才二三十个摊位，我们是唯一卖水果的摊，其他的还有蔬菜、熟食和小饭馆。市场里还有一家卖蔬菜的摊是从新发地进货，也要回家隔离。附近已经有市场关了，我们这个市场可能也够呛。
1994年，我媳妇怀大女儿，我想多挣钱，老家也没什么机会，就来北京了。一开始几年在路边卖，也没有摊位费，生意不错。2005年前后进入早市卖。
2017年我们这片拆迁，我家租了很多年的平房也被拆了，就在河北省和北京交界的固安买了房子，每天来回往返。进一趟货要花的时间，从不到一个小时变成了将近两个小时，所以要早起一点。
2018年，我们一直摆摊的大早市也拆了，一时找不到新的市场，只能停一阵。突然闲下来觉得有点不适应，索性休息休息。后来大女儿在济南结婚，我们就回济南盯着新房的装修。
去年11月，我镁反到了现在的市场，还属于原来的街道。因为在小路上，客流量小，周边又有其他超市竞争，再加上市场是新开的，一开始生意很不好，进的货卖不出去，第一个月赔了一万。过了两个月，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但是还远远赶不上之前在早市的盈利，也就原来的一半吧。
年前就听说有新冠肺炎这么个病，但示钒月二十九听说武汉封城才意识到严重性。初一初二，很多周边居民到市场精品菜，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市场里有那么多人。但是水果不是必需品，而且不让串门年货又送不出去，所以卖得很差。好多箱草莓都烂了，我看着干着急。后面一段时间勉强撑着，不赔也不赚。
2月10号左右，北京的小区陆续全封闭管理，我就又开始特别担心。听说有的社区想定点向商户买食品蔬果，保证居民供应，我还报名了。后来因为允许居民出门买菜，这个计划就没实施。正月十五以后，北京和河北进出管控严格了，我就让媳妇留在固安的家里，我自己留在市场卖水果，好在进货的新发地没受影响。
当时市场执勤的保安是湖北人，年前回去后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像市场老板申请兼任保安，晚上我也可以留在保安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这时候市场里边只有两家买菜的和我这个水果摊留着，其他人都回不来。
一开始特别累，有时候在摊上犯困，早上搬货的时候感觉比原来更累了，其实量都差不多——三十来箱水果，每箱三四十斤——可能是因为自己精力不够了，后来慢慢也适应了。
因为市场里饭馆都关了，吃饭也成了难事，就凑合着在办公室的小灶做一口对付一下。晚上八点收摊，吃完晚饭九十点钟给家里打个精品电话，看看女儿、母亲、媳妇，沾枕头就着了。第二天起来进货要比平常晚一些，因为要等其他摊位来齐，我才能去进货，所以能稍微多睡一会儿。
那几个月累得顾不上有啥感觉，有劲干活就不错了。慢慢随着疫情好转，天气热起来，生意渐渐恢复，但还是不如之前，毕竟一个人干嘛。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直到我媳妇五月回北京来。
我家卖的都是大路货，夏天像桃、西瓜、香蕉、苹果、葡萄、香瓜什么的。精品货进口货，虽然比大路货更挣钱，但是根本不敢进，因为我们这里缺少流动客人。都是小区里的居民来买，岁数大的比较多，消费水平又低。上回试着进了几箱榴莲、百香果和牛油果，买的人很少。但无论如何，生意慢慢恢复过来了，五月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三四千块的水果。
我们在市场附近的老楼租了一间地下室，一个月的房租是4800元。我把我妈、小女儿也接过来了。
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长大。大女儿在山东工作。小的还在上高中，之前在保定上学，后来因为和学校同学老师相处不好，就不上了。回到家也闹得很厉害，还尝试吃精品自杀，把我们吓坏了，她妈急得哭，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5月份，到安定医院一瞧发现是心理出了问题，大夫诊断说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症”。我觉得她这个病可能和这些年长期独自在外上学，受过委屈有关系。
从出生以来，我们都没什么时间陪她，但是我们这么拼命干就是为了能供她出来啊，所以没办法啊。一个多月的住院精品已经花了6万，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先治好。所以，我们家现在生活尽量简省着点，玩命干活争取把钱挣够。
我没什么爱好，平时好喝点精品，在市场中午会喝一瓶啤精品，解乏呗。现在自己每天都喝四两二锅头，算是个消遣吧。在北京这么多年，我没有啥朋友能出去喝精品打牌，自己偶尔在手机上下下棋，玩会儿斗地主。虽然有亲戚是北京人，但是这对于我们，就是个谋生和住的地方吧，融入不了，隔着一层啥。
赶上这波疫情，唯一的好处是我白天倒是能补觉了，今天就睡了一天。平时不可能有这种休息的机会，哪怕是一天也不行。
做买卖不是上班，你休息一天摊位费就损失一天，而且原来的老客人就走几个，上别人家买了，所以停不下来。我媳妇怀孩子的时候都没停，她也是生完过了满月就回来了。非典的时候，小女儿刚一岁，我们也没停，后来街道办事处让必须停，才停了三个月，过年更是一天也不会停。
今年疫情精品发以来，我一天也没歇过。这么多年，我每天的生活就只有家、新发地和市场。
人活着不容易啊。
（澎湃记者 张小莲 对本文亦有贡献）新发地背后的家族权力图谱
除了横向的全国布局，新发地还试图在农产品产业链上有所作为，布局了诸多蔬果种植基地、货运公司、城市零售网点。从多种经营方面更可以看出新发地的实力。北京一直是房地产开发的热土，作为拥有近5000亩土地的新发地村，自然也想成为开发商。而且他们有着天然的两群客户：回迁村民和市场的商户。天伦锦城小区、新发地锦城园小区、期颐百年小区、天骄骏园小区·····在北京南四环拔地而起。除了房地产，货运物流也是新发地的重要支柱，位于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西侧的大片空地被开发为物流基地。雄心勃勃的新发地，最后开设了自己的长途客运站，成为北京南部重要的客运中心。物业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宾馆、精品店、矿泉水厂、建筑材料厂这些更是不在话下。三十年的发展，新发地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帝国。帝国的国王
现在很多媒体将张玉玺宣传为新发地的创业带头人领路人，精品佛他成了“新发地一世”。其实，张玉玺对新发地的贡献虽是最大的，但张玉玺真正完全掌舵新发地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情了。老书记孟有发在2004年卸任，张玉玺接任。至此之后，张玉玺成为新发地村与新发地商业帝国的双重一把手。张玉玺时代的新发地，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不得不说，张玉玺的商业头脑、管理手腕、政治意识都是一流的。将自己的市场定位为“首都菜篮子”，并且把农产品供应与政治任务紧密贴合在一起，张玉玺的这些聪明的选择，让自己在沉浮不定的商场几十年稳立不倒。但这个国王不是终身制的，在担任多届书记后，张玉玺将书记位置交出，并逐步退出商业帝国。但在这似退非退的时期，人们才能发现，张玉玺搭建的帝国已经成型。细心的人会发现，接任新发地村书记的不是别人，而是张玉玺的外甥张伟，逐渐接过商业帝国权杖的也不是外人，正是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张伟与张月琳，将成为未来新发地的两大权力支柱。张伟在接任新发地书记后，理所当然的也成为了新发地村办集体企业新发地联合公司的一把手。这个联合公司是新发地商业帝国的核心，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农产品流通）、北京丰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地产）均是该企业的全资子公司。但张伟能控制这些企业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的总经理是法定代表人是张月琳，北京丰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则是张玉玺。新发地村另一个核心企业是北京市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新发地商业帝国中的交通运输产业就在这个投资中心下面，新发地长途客运站、新发地城市配送公司、汉龙货运公司均是该投资中心的全资子公司。张伟也顺理成章的当了这个全体村民入股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而同样在新发地村和商业帝国任职的还有张玉玺的妻弟杨洪杰，任新发地天娇俊园党支部书记，高碑店分场副总；妻弟杨洪凯任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董事长;外甥王永贵任新发地分场部门经理;妻弟杨洪斌任新发地宏业投资中心副董事长。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张玉玺的亲友在公司任职。这一点像极了华西村。中国的乡村集体企业最后的归宿，除了化公为私，便是以村领导家族为核心成员的集权控制，似乎很难找出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本意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家族垄断，似乎没什么毛病。毕竟所有企业所有权都属于村集体，制度上讲归全体村民共有，村民是企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少部分人掌握甚至垄断了集体企业的经营权，而他们又不拥有企业的所有权，那么这部分掌权者可以尽情的施展其经营才能，几乎不受约束。这种看似不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状态，却是新发地商业帝国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因为经营者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思路长期发展，不受所有权人的干涉，而且可以长期不分红甚至永远少分红，为企业留存精品，以快速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掌握经营权的人可以在集体企业肆意而为，任人唯亲有之，自己给自己大幅提高待遇有之。更有甚者，部分领导可以以个人名义成立私有制的公司，再让自己私有的公司来参与集体企业的运营，以达到掠夺集体财产合法化的目的。这样，他们通过控制集体企业，轻而易举的将集体企业的利益输送到个人名下的企业。新发地也不免俗，多年以来，新发地村民的检举从来都不少。检举的核心内容便是张氏家族独掌大权，村民得到的收益相比于新发地商业帝国实现的收益而言太渺小。
多年来，张玉玺和他的亲友总能化危为安，在媒体舆论前一直保持着正面形象，他们是农民企业家、首都菜篮子的守护人、村民的致富带头人·······但这一次，不知道他们能否安然度过这次危机。
三进北京新发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发现了什么？
据了解，第一次病毒病所专家一共采了200多份样本，其中检出了不少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第二次，他们顺藤摸瓜，在其他区域又精品了200多份样本，其中又有不少是阳性的。第三次，专门对市场上水、鱼养殖保存水、水渠、地下水等水体系统进行了科学精品和检测，同时还精品了空气样本以确定气溶胶传播风险，目前样本正在检测中。
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精品到这么多阳性样本？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少人此前在武汉参加过溯源工作，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作为在武汉的溯源组组长，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国家流感中心副主任刘军研究员解释说：“病毒是怎么来的，目前有这样一些推测：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或者感染者进入市场造成了传播。针对这两种可能的来源，我们推测了病毒可能会污染的一些环境位置，以及物品食品等等。比如我们首先对鱼虾等冻品以及可能大量接触这些冻品的砧板、柜台、案板进行了检测，它们被病毒污染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也想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在市场里边排毒后，可能会污染哪些地方？比如他打一个喷嚏会不会打到墙面或冰箱的表面，会不会污染地面，是否会污染周围的鱼缸和水沟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取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检测到这么多阳性样本也说明整个环境被病毒污染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据武桂珍研究员透露，第一次进入新发地，他们在地下一层的海鲜店检出了一些阳性样本，包括一整条三文鱼的口腔拭子，以及旁边的水沟；第二次，在离水产交易市场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样精品到了阳性样本。
“在病毒溯源工作中，对环境样本的采样检测非常关键。”刘军所说的环境，包括鱼虾贝壳、养鱼的水、冰箱里的冻品等等。“不同的阳性样本，指向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指向环境以及它内部的动物或物品本身是传染源，也可能指向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是传染源。比如，如果我们在没有开封的冻品里发现了阳性样本，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的可能性；而如果冻品是开封之后的，这就表明这些冻品可能此前已经被人接触过了，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太一样了。”刘军说。
目前，病毒病所对几十份阳性标本的全基因测序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之中。
作为病毒病所赴武汉开展病毒溯源工作的溯源组组长，刘军此前先后20次进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此次又3次进入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两个市场我都进去过，因为是海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环境比较湿冷。而微生物包括病毒它就是怕热不怕冷，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存活很久。而且这里不光是湿冷，它们还封闭，通风状况不好，这也会对病毒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一个新冠病毒感染者打了一个喷嚏，它很难扩散出去，飞沫可能会沉降到地面，经过冲水扫地后污染蜂他地方。”刘军说。
“所以通风且干燥的环境对于病毒的传播是不利的，而湿冷且封闭的环境则相对容易导致病毒的急速扩散。”刘军总结说。
海鲜市场的湿冷封闭，有利于病毒的存活与扩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短时间内会在这里出现大量病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鲜市场本身就是病毒的源头。
“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以及疫情为什么在海鲜市场集中精品发，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因为病毒在海鲜市场集中精品发，就下结论说病毒一定源自这里。”刘军说。
“过去我们在做病毒溯源时一直在寻找中间宿主，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病毒到底是不示反自于野生动物。”武桂珍介绍说：“这次疫情在北京反弹，也是在批发市场集中精品发，但不同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是不是有可能源头就是一个感染者或者被污染的食品，而海鲜市场的环境给它造就了快速传播的机会。”武桂珍说。
刘军也认为，新发地的病毒，有可能是被污染的海产品或肉食品通过冷链运输到市场造成传播，也有可能是进入市场的感染者造成了传播。“不同的可能性都有，但这次疫情来源于野生动物的可能性很小。”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环境中检出大范围的阳性标本，确实给我们一些提示：这个病毒已经进来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只是很短的时间，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污染范围。当然，这也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证实。”病毒病所所长助理张勇说。
确定病毒流行时间的早晚，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基因组流行病学的方法。“首先对病毒的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测序后运用生物信息学的分析方法，把不同的病毒放在一起，看哪个病毒突变的更多，变化更多的一般是进化更新后的病毒，突变少的更接近原始的病毒，它流行的时间也就更早，年龄也就更老。当然，这都是些通俗的说法。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算法是通过数学模型来推算。”刘军介绍说。
“从基因组流行病学的初步研究结果看，这个病毒是从欧洲来的，但是它跟欧洲当下流行的病毒又有一定差别，它比现在欧洲流行的病毒要老。”至于病毒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张勇分析说：“这其中涉及到好几种可能性。比如病毒潜伏在了进口的冷冻食品当中，在从境外到境内的整个存储、运输的期间，病毒由于被冷冻没有发生进化，所以它不会发生变异；也有可能病毒是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潜伏下来，没有被消毒、灭菌，在一定时间内突然精凭范感染人，导致进化速度变慢，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毒株更接近于欧洲老病毒。”
虽然病毒的传播路径还有待更多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但基因组流行病学初步得出的这一推测，或许能够为综合运用流行病学调查、大数据技术等揭开新发地的病毒源头之谜提供有益的思路。“流调和大数据可能会发现病例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却无法判断他们之间到底是谁传染了谁。通过实验室的检测和基因序列分析，我们能够得知它们之间的传播路径。而当我们推测出病毒之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关系，也能够进一步通过流调等方法去寻找相应的证据。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下，病毒病所正在牵头在全国筹建基于病毒全基因组的病毒网络化监测和溯源技术体系，以应对病毒溯源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的重大问题。”张勇说。
一种在欧洲流行的老病毒，究竟是如何被带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科学家们还在日夜兼程地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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